1948年下半年的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不断在各大军事会议上呼吁将士们要团结一心、共赴国难，方能重塑荣光。
但是，似乎蒋介石的话并没有激励起士兵的斗志，在9月时，当时还算战场后方的武汉，甚至发生了四名军官阴谋侵犯一位正在养病军官的妻子的恶性案件。
但是医院院方在接到受害者控诉后却帮助施暴者掩盖真相，执法机构对此案的审理也是一波三折，就连死刑判决下达后，执行死刑也是一拖再拖。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还有怎样的隐情？让我们重新回顾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起去寻找案件的蛛丝马迹。
1948年9月，时任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楼将亮本应在半月前随军北上，以抵御势如破竹的攻势，然而楼将亮却因为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留在了武汉陆军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按照楼将亮的级别，本可以由部队中的勤务兵进行照料，但楼将亮的妻子--陈愉与他感情深厚，担心军队里的勤务兵照顾不周，决定自己亲自照顾丈夫，还带来她与楼将亮的两个儿子，希望家人的陪伴能让楼将亮的病情有所好转。
楼将亮当时年约40岁，妻子陈愉28岁并且美丽动人，由于保养得当，完全看不出已是两位孩子的母亲。
但让陈愉没想到的是，自己的风韵犹存却早已被人给暗中盯上了。当时楼将亮和陈愉住在11号病房，在与这间病房有着数个房间之隔的17号病房，住着6个人。
他们分别是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主任--崔博文，第九补给区上尉军医--凌志，第九补给区少校副官--石磐，第九补给区少校军医主任--曾玄名，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和军校学生--袁尚质。
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六个人本身也没啥大毛病，其中四个部队里的军官更是根本就没病，只是为不想上前线做炮灰，故而家里花钱打通了关系，在医院装病。
要知道这些富家子弟在平日可是花天酒地，到了医院这个乏味之地自然是百无聊奈，平日里除了相互吹嘘以前自己的风流往事，也无其他事情可做。
这时，去开水房打水从而经过17号病房的陈愉勾起了这六人的歹念，这六人中最坏的崔博文更是被陈愉给迷住了，于是恶向胆边生，居然产生了图谋不轨的想法。
崔博文先对陈愉的背景做了摸查，得知陈愉的父母并非权贵之家，且陈愉的丈夫--楼将亮基本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而且楼将亮所在部队已经北上，身边并无亲信部队了。
种种“有利”情况让崔博文决定实施自己的阴谋，他关上门，与其他五人述说着自己的计划。
崔博文接着说道：“这两天从我们病房经过的那个女子，你们都注意了吧，她叫陈愉，她的丈夫已经快不行了，而且她的家世也普通。我们不如趁着夜深人静，她去打水时，我们来个“霸王硬上弓”？而且像她这种即将面临孤儿寡母处境的人，就算受了欺负也不敢声张。”
9月9日凌晨，当陈愉服侍丈夫和孩子入睡后，往开水房走去，准备打了水洗漱，然后睡觉。当陈愉前往开水房路过17号病房时，被崔文博看见，于是崔博文让其他五人按计划就位。
等陈愉打完水后再次经过17号病房时，崔博文从后方突然用纱布棉花堵住陈愉的嘴，使其不能发声，随后躲藏在前方的凌志夺过陈愉手中的热水壶，其余四人也从病房中冲出，将陈愉硬生生拖到了17号病房内，并轮流实施了侵犯。
更可恶的是，崔博文在最后还威胁陈愉道：“如果你胆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那么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都不会好过。”
陈愉回到病房后，看着熟睡的丈夫，她知道如果此时将这件事情告诉楼将亮，必然会加重丈夫的病情。但是，陈愉也是接受了新思想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她知道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绝不能因为要面子而让恶人逍遥法外。
陈愉首先将破损的衣服保存好，待二天白天，通过向值班护士打听，知道了17号病房施暴者的名字，随后还查看到了这六人的病历，陈愉是永远都不可能忘记那六张罪恶的面孔，经过和病例上的照片比对，陈愉确认了就是这六个恶徒。
在有了必要信息后，陈愉首先找到了医院领导--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向医院领导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并且提出了自己诉求：
1、尽快为自己做一次身体检查，以作为证据。2、希望院方能尽快报案，并且帮助自身将六名恶徒绳之以法。
蔡善德和刘家桢在最初听到陈愉的陈述时十分吃惊，但陈愉又提供了相关物证，并且整个事件经过又十分完整，就大概知道了应该是确有其事。
但是，院长蔡善德的回应却出乎陈愉的预料，蔡善德说道：“居然还有这种事情，但是楼太太，这件事要不要向上反映我觉得还是要再思考思考，毕竟一旦爆出来，对你丈夫的治疗也很不利啊！”
训导长刘家桢在一旁附和道：“是啊，楼太太，这种事情宣扬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太好。对于男女之事你也是过来人了，也不是第一次了，要不这件事情我来做和事佬，我让他们一人出一大笔钱，来弥补你的损失，你觉得如何？”
陈愉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希望医院尽快为她安排验伤取证。两位医院领导见陈愉态度坚决，只得先答应下来，敷衍陈愉说道：“楼太太，我们先通知人员准备下，您先回病房休息下，好了我让人通知你。”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何医院领导要选择包庇这六名罪犯呢？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六人，尤其是四名军官都是拖了关系才进来的，甚至其中还有这两位领导亲自处理的，所以两位医院领导自然不希望这些人出事。二是这种恶性事件传出去，不仅对医院的名声不好，而且作为医院领导，肯定也有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对自己的前途会产生影响。
正当陈愉在回房经过17号病房时，她看见一个随从正在打扫17号病房，而对她实施侵犯那六名恶徒甚至还朝着她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联想到院方之前的态度，陈愉顿时认为这个社会真的病了，她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回到病房后，陈愉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楼将亮见状，询问陈愉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陈愉在丈夫的再三追问下，将实情说出。楼将亮听过后，双手在腰间来回摸着，似乎想拿某样东西，陈愉知道，作为军人的丈夫一定在找他的配枪，想要亲手毙了这六名恶徒。
但是，身处病床之上又怎会是有枪了？没找到配枪的楼将亮突然急火攻心，一口气没上来居然昏迷过去。陈愉赶忙叫来医生抢救，当看着病床上虚弱的丈夫，陈愉暗暗发誓：“为自己，更为了丈夫，一定要将这六名恶徒绳之以法！”
待丈夫度过危机后，陈愉再次找到医院领导要求进行身体检查，医院领导再也没理由推辞，于是在案发30余小时后，医院终于为陈愉做了伤害鉴定。
结果出来了，陈愉手臂上、颈部有10余处抓痕或咬痕，臀部有一处淤伤，隐私部位有轻伤，但最直接的证据由于间隔时间太久，已无法提取。至此，陈愉总算是拿到了又一份有力证据。
陈愉带着这些证据先找到了汉口市妇女会，其负责人张人骥先生听后义愤填膺，决心要为陈愉伸冤。
随后，他们先后找到了警察局、军法处、汉口市参议会、武昌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等执法部门，但是要么是吃了推脱不见，要么就是说会尽快调查，随后便再无消息。
其实政府官员的这些行为也很好理解，因为当时他们一心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或者如何敛财，对于这种社会治安案件，办好了没有功劳，办不好还可能会被竞争对象抓住把柄，所以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肯定是能不管就不管。
就在陈愉四处伸冤这几天，负责在医院照顾孩子和丈夫的保姆找到陈愉，说：“小少爷不见了！”
陈愉疯狂寻找，但未能发现孩子的踪迹，直到3天后，报纸上刊登出了一则“迷途男孩，速往警局认领”的消息，陈愉这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了。
经历了这件事情，陈愉知道这是那群恶人给她的警告，但是这件事情她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自己能不能斗得过这群地头蛇？”这个疑问让陈愉有了放弃念头。
好在妇女会张人骥先生安慰道：“我们此时决不能放弃，一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对恶人的惩罚，不把他们关进监狱，你的家庭就会始终处于他们的魔抓之下。第二、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那么那些恶人就会继续作恶，危害更多的良家妇女。”
陈愉毕竟是有着新时代思想的女性，她理解了张人骥先生的一片苦心，所以决定坚持。这时，张人骥先生的记者朋友--商若冰在得知此事后，决定用舆论的力量来帮助陈愉伸冤。
商若冰采访了张人骥和陈愉，了解案情的细节，随后将该事件发表在了报纸上。文章发表后，先是在汉口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后各大媒体争相转载，最后举国皆知。
在舆论的压力下，身为华中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白崇禧才不得不下令第九补给区军法处调查并严肃处理此事。
军法处的调查人员很快进驻了医院开始调查。调查人员先是来到了17号病房，但他们发现这里整洁如新，不仅地面已经进行过消毒处理，就连墙面似乎也重新粉刷了一遍。
之后，调查人员又询问医院工作人员和附近病房的病人，结果他们的回答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就是没发现异常，总之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没搜集到。
好在这时，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医院工作人员朱恢肆向调查人员透露，他那天曾听到蔡院长威胁陈愉让她不要宣扬此事，否则会影响到她丈夫的治疗。
没想到第二天，朱恢肆就哭着跑到军法处，要求见军法处的领导。见到军法处处长后，朱恢肆哭诉到：“处长，您可一定要救救我，昨天晚上有人威胁我，说我是间谍、，要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军法处处长听后，知道此事不简单，就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听后，一方面要求保证证人安全，一方面下令对这六人直接实施抓捕。
当执法队来到这六名恶徒所在病房时，这六名恶徒却十分镇定，就像早有对策一样。在被押往军法处后，他们六人拒不认罪。
他们深知，军法处和陈愉现在没有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所以不可能那么快地定罪，只要他们咬牙坚持住，然后再拿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病危证明，就可以先回医院治疗，再根据形势发展决定去跑还是留。
果然两天后，这六位恶徒的家人就拿着六份量身定做的病危证明来到军法处，不过上面的病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具有强传染性的疾病，需要在医院隔离治疗。
按照流程，就算是有重罪的犯人，假如慢慢的出现重大疾病，也应该先治疗，再审讯，并且这种强传染病要是真的，那整个军法处可就都危险了。于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决定让这六人先返回医院隔离治疗。
这个办法是六人中的崔博文想出的，看似十分完美，可是他算漏了一点，他有一位猪队友。在返回医院时，六人中的石磐居然跑到楼将亮所在病房叫嚣：“陈愉，你不是挺牛吗？我现在不是又大摇大摆的回来了，看是你丈夫先死还是我先死！”
好在押送他们的警卫中有正义之士，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军法处处长，军法处处长一听，就知道这六人的病历肯定都是假的，所以决定立刻将这六人押回军法处！
在回去的路上，崔博文有点慌了，毕竟他不知道他这群“猪队友”还会做出什么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这六人押回军法处后，军法处处长决定亲自审理这个案子，他翻阅卷宗，发现了一个在之前被漏掉的重要人证，就是陈愉看见的那个打扫17号病房的随从。
很快，这个人就被带回军法处，他是石磐的勤务兵，刚开始他还拒不交代，但是军法处一把他带到刑讯室，他一看见那些眼花缭乱的刑具，顿时裤子都湿了。
连忙说道，我都交代、我都交代：“我本来是一个农民，后来被抓壮丁，然后做了石磐的勤务兵。我平时在病房外的走廊长凳上过夜，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六人把一位女子抬进了病房，然后病房内有一些奇怪的响动，但我也不敢多去过问什么。第二天，石磐给了我几块银元，让我把地上的都打扫干净，特别是白色的那种痕迹，一定要清理掉。完事后，他又给了我10块银元，并且特意嘱咐我说，此事对谁也不能再提起。
至此，本案人证物证齐全，案情真相大白，只待法院的最终判决下来，陈愉的冤屈便可得到伸张。
但是，六名恶徒的家属们却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让他们聚集起来，花重金请来律师专家寻找案件的“漏洞”，并将这些漏洞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到到各大报纸之上，名为《敬告书》：
1、崔、凌、石、曾等六人为何作案后没有逃离医院，而是一切如常，所以证明他们心中无鬼。
2、污蔑陈愉眼看丈夫将死，所以希望靠污蔑崔、凌、石、曾等六人来获取巨额封口费，六人不肯，陈愉便将此事闹大。
但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在众多的证据面前自然是知道谁是施暴者、谁是受害者。所以六名恶徒家人的此举反而激起了社会上更加强烈的反应。
甚至不少前线官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严惩凶手，不然前方将士军心不安。是的，要是你在前线打仗，后方出现这种事情，凶手还能逍遥法外，这个仗可就没办法再打下去了。
既然最高长官都发话了，此案再无拖延，军法处根据现有人证、物证做出如下最终判决：
“以共同罪判处现役军官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四人死刑，查大钧和袁尚质不是现役军人，不具备军人资格。因而将其二人和勤务兵陈松连一起交由地方法院审理。”
按理说此案到这里就应该彻底结束了，但是这六位恶徒的死刑却迟迟没有执行。而其中原因也很简单，1948年底至1949年初，军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连续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败局已定。
这时，底层的官员都在想着怎么保命，而上层李宗仁系正在想方设法让蒋介石下野，好让李宗仁当国民总统，加之这六人的家属花重金买通了有关人员，所以死刑的执行就一拖再拖，企图趁着局势动荡蒙混过关。
心怀正义的人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尽快对六名恶徒执行死刑。随着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为了收获民心，李宗仁要求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对犯人立刻执行死刑。
1949年3月23日，军法处在对四名恶徒验明正身后，执行了枪决，此案才最终尘埃落定。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可能会缺席。”然而在这次事件中，正义本可以及时得到伸张，但是由于腐朽的官员只顾自身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才让这六名恶徒一度有了逍遥法外的机会。
同时，事件中的陈愉女士也同样值得敬佩，她不畏旧社会的固有思想，敢于向施暴者说不，最终才使六名恶徒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避免了他们继续为祸一方百姓，可谓新时代的女中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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